2020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分析
摘要：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余弦指数、关注度等指标，基于CSSCI来源期刊和高影响力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对2020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热点和新趋势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并可视化解读了关注度前十的热点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根据文献计量结果，2020年我国经济学研究中“一带一路”建设关注度居首，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治理成为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度提升至第二位，高质量发展首次取代经济增长成为该领域核心研究主题，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等关键词频次增加。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领域持续关注了城乡融合、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等问题。随着我国脱贫攻坚顺利收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完成，精准扶贫领域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相对贫困和脱贫长效机制。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围绕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常态化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发文量显著增加。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 文献计量 共词分析 聚类分析
本文利用共词分析法构建了2020年我国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共词网络，并用余弦指数测算共词网络节点间的共现强度。在此基础上，采用Callon et al（1991）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量化评价出2020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最后，本文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对关注度前十的热点聚类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并解读热点的形成原因、具体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进展。
一、数据处理与基本结果
首先，本文根据2010年第五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查找经济学的分类代码，构建文献检索式，涵盖《中国图书馆分类法》F（经济）大类中除管理类学科的所有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本文统计数据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经济与管理科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来源期刊范围内，依据检索式，时间范围设置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并略去会议通知、会议综述、刊首语、新书评介、人物专访、期刊目录等非学术论文类文章，检索到该时期经济学文献共计24299条，更新日期为2021年2月16日。
然后，本文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2020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矩阵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得到出现频次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一带一路”（573次）、乡村振兴（515次）、高质量发展（502次）、经济增长（409次）、精准扶贫（276次）、技术创新（253次）、全要素生产率（250次）、对外直接投资（218次）、企业创新（212次）、制造业（206次）、全球价值链（192次）、新冠肺炎疫情（186次）、环境规制（179次）、脱贫攻坚（176次）、融资约束（172次）、创新绩效（164次）、产业结构（153次）、人力资本（153次）、货币政策（150次）、城镇化（149次）。
此外，为分析高水平期刊的研究热点，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获得经济学各子学科及相关学科的19种“顶级”和“权威”期刊，在CNKI数据库的经济与管理科学范围内检索这些期刊2020年刊发的论文，获得2425条有效数据。上述19种“顶级”和“权威”期刊中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49次）、高质量发展（43次）、全要素生产率（32次）、企业创新（29次）、环境规制（27次）、融资约束（26次）、全球价值链（24次）、货币政策（24次）、新冠肺炎疫情（22次）、人工智能（21次）、“一带一路”（20次）、人力资本（18次）、技术创新（17次）、创新（16次）、对外直接投资（16次）、财政政策（14次）、国家治理（14次）、公司治理（14次）、不确定性（14次）、乡村振兴（13次）。这与总体文献数据的高频关键词高度吻合，说明二者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
通过分析近三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特征可以发现，“一带一路”一直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乡村振兴、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对外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等保持了较高的出现频次；高质量发展受关注度不断上升，共现频次从2019年的293次上升到2020年的502次，首次超过经济增长，这种研究重点的转变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与2018年和2019年相比，融资约束首次进入前20，反映了融资问题成为企业经济研究的重要话题；而精准扶贫、城镇化、货币政策等的研究热度相较以往有所下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共现频次为186次，在所有高频关键词中排名12，说明经济学研究能够充分及时地对经济社会运转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进行考察。本文进一步利用CiteSpace的网络叠加方法（Overlay），将高影响力期刊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结果叠加到整个网络上，利用弧线连接“顶级”和“权威”期刊的高频关键词，结果显示，这些期刊与整体文献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高度吻合，说明两者研究热点基本一致。
考虑到高频关键词个体无法识别具体研究领域和内容，本文借鉴罗润东、李超（2016）的做法，进一步利用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根据每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可以概括出聚类名称。进而，本文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总结出关注度前20的聚类（见表1），即是2020年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与2018年和2019年一致，“一带一路”建设仍然是关注最高的研究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治理成为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度提升至第二位，高质量发展首次取代经济增长成为该领域核心研究话题，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等关键词共现频次增加。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领域持续关注城乡融合、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等问题。随着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完成，精准扶贫领域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相对贫困和脱贫长效机制。此外，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应对和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讨论，围绕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常态化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发文量显著增加。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工问题、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关注度提升，城镇化、供给侧改革、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
表1 关注度前20的聚类名称及成员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整理
二、2020年中国经济学十大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和量化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我们获得了2020年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由于每个关键词只能归入一个聚类，故未能充分展示出每个热点领域的具体研究方向，难以体现不同聚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更细致地探究2020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针对关注度前十的聚类，在CNKI数据库中分别检索以其聚类成员为关键词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整理分析所得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展示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一）“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进出口总额达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8.3%；中欧班列开行超过1.2万列，运送集装箱数量同比增长50%以上。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进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达成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新共识。“一带一路”朋友圈继续扩大，截至2021年1月底，我国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家级顶层经济合作倡议，连续四年稳居我国经济学研究首位。2020年该领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如图1所示，主要关键词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全球治理”等，相关研究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对于我国投融资模式的优化效应研究，“一带一路”对于我国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研究，“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经贸发展带来的机遇研究等三个方面展开。
图1 2020年“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一带一路”对于我国投融资模式的优化效应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相关金融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持，基于经验研究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和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成为近年来学者们考察的重点方向。从融资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使相关上市企业的长期贷款明显减少、短期贷款增加且信贷期限显著变短，这种信贷模式的转变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改变了企业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主动选择以“短债常借”方式降低融资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改善财务状况是“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重要机制。然而，民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尚未得到有效的外部支撑，融资约束水平有所提高，在信贷资源、利润率和生产率等方面还未体现出相应的优势。从投资的角度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不断提升，其中沿线国家的金融深度、金融效率、金融稳定性、银行系统规模和金融诚信文化以及中国在境外设立金融机构对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2.“一带一路”对于我国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研究。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优化贸易格局，发挥稳外贸、促发展的作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进口贸易方面，中国从“一带一路”参与国进口最终消费品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整体贸易效率较低，其中“一带一路”参与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中国进口贸易有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和政治制度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在出口贸易方面，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显著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参与国的出口，此外在“一带”和“一路”沿线国间、在是否与中国具有接壤关系的沿线国间，这一出口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关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演化研究认为，未来中国应遵循“稳中求进”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与贸易辐射，推动贸易关系的双向流动与平衡发展并提升贸易网络的传递性等。
3.“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经贸发展带来的机遇研究。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重塑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地理格局，同时重塑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地理，将沿线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拓宽全球经济的地理范围。研究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能够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通过技术溢出、中间品贸易和“软性”基础设施三种机制缩小其与典型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距。此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的外溢传导效应，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加、产出提高、投资兴盛、股票市场繁荣、通胀压力倍增，显示出中国货币政策“火车头”的溢出效应，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金融联系，与中国实行双边货币互换的国家可以有效缓解产出负向冲击。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保证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我国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扩大开放、培育壮大新动能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经济增长质量”“双循环”等是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实现路径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经济新业态与新模式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研究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方向。
图2 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实现路径研究。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被概括为，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循环”，即通过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有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从经济、社会和治理三个层面型构高质量路径，其中社会保护能力建设、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治理现代化是建设高质量社会、高质量经济和高质量治理的重要环节。全球经济大变局背景下，后疫情时期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导向上应该积极推进创新驱动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以及以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战略。
2.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省域经济的质量水平与规模水平差异明显，东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依次高于西部和中部，东部在生产和分配环节分值较高，而西部在流通和消费环节表现出更高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学者们从行政体制改革、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一系列讨论。例如，行政审批改革能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体机制为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企业进入威胁的加大来促进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资管新规使影子银行活动受抑制，资本向高效率企业集中，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提升市场可达性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运输成本下降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产业间以及产业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将资源转移到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3.经济新业态与新模式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研究。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数字技术为核心基础设施的新经济，正在中国迅速成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作为数字经济新生产要素的数据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关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激发大众创业、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关于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具有技术溢出和技术冲击两种效应：数字经济进入市场的初期，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后者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社会总福利；但在数字经济颠覆性创新的巨大冲击下，传统经济可能尚未完成转型就被挤出市场，数字经济获得市场支配甚至垄断地位，使得潜在进入者难以进入，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将难以达到竞争格局下的最大化。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学界高度关注，2018—2020年连续三年稳居经济学研究热点前三。2020年该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高频关键词包括“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乡村治理”“家庭农场”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评估与战略规划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城乡关系的制度演进与融合发展机制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路径研究等展开。
图3 2020年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评估与战略规划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实践经历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重大变革。在农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状况及其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话题。研究表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呈现出土地集体所有权实践实体化、承包权实践股份化和资产化、经营权实践市场化的新发展特征，同时显现出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实践地位强化而农户承包权主体实践地位弱化的新演变态势。总体上，土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平均农业生产率，其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效应主要因为土地流转让更多人从事了非农就业从而提高了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部分来源于农村贫困家庭农地转出，通过推动农村贫困家庭成员职业分层，进而影响贫困家庭减贫。通过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市民化、提高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土地流转还可以促进农村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积累。此外，只有转向农户的土地流转才能有效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而目前不合理土地流转导致了农村土地资源误配且误配程度逐年提高的现象。
2.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城乡关系的制度演进与融合发展机制研究。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城乡关系随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调整而不断发生演变，历经由“分割”到“统筹”“一体化”再到“融合”的过程。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城乡关系不断被重塑，新型城乡关系逐步被确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渐被完善。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农村“病”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制约着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最大短板、弱项和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非绿色化”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带来的城乡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难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心放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绿色循环体系、挖掘城乡绿色经济增长潜力和破解城乡环境污染相互叠加的难题上。
3.乡村振兴背景下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路径研究。家庭农场是在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适度规模、生产集约、商品化经营等特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研究表明，2014—2018年间全国粮食类家庭农场经营土地的规模逐年递增，跨村跨镇经营渐成趋势；大部分农场通过中介流转土地且流转租金逐年上涨；未来准备缩小规模或保持规模不变的农场逐年增多。通过研究上海松江家庭农场发现，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此外，区位条件的差异促使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出现差异。
（四）精准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全部清零，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消除。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立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对于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的接续推进减贫工作进行总体安排，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2020年精准扶贫领域在经济学界研究热度不减，排名稳定在第四位，其高频共现关键词如图4所示，“相对贫困”“多维贫困”“长效机制”成为该领域最新研究方向。
图4 2020年精准扶贫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我国反贫治理的历史进程、经验总结与制度创新研究。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的反贫困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消除绝对贫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70多年的反贫困实践历程的基本经验可以被提炼为：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在推进减贫的过程中，赋权、还权和惠农政策为减贫提供了制度支持，财政能力为减贫提供了基本支撑，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为减贫注入了活力源泉，提升人力资本有助于增强脱贫能力和内在脱贫动力，社保体系是减贫的有力保障。中国反贫困成就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而将经济增长的红利高效转化为脱贫成就，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国家治理体制及相关运行机制，包括行政统筹机制、资金机制、扶贫干部队伍管理机制、村组织建设机制、考评和问责机制等。我国在“大扶贫”格局之下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把贫困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实行政府专项治理的方式，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2.新形势下治理相对贫困与巩固脱贫攻坚战果的路径研究。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中国贫困性质发生转变，新时期扶贫工作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如何使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以及避免返贫成为新的政策焦点和学界探讨的热点方向。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出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围绕转型机制、动力机制、衔接机制、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关键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有研究者提议，中国解决相对贫困应坚持国际上普遍采纳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三支柱”战略，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必要的调适，尤其是应继续坚持发展支持战略与政策导向。另有研究指出，贫困户精准管理、挂点帮扶队伍管理和帮扶资金项目管理三大长效机制的实施，以及生活性扶贫、生产性脱贫和自我发展性帮扶三大路径的融合推进，有助于贫困地区长效脱贫管理。
3.多维贫困的特点、测度与治理机制研究。关于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研究表明，当贫困达到二期后，家庭继续贫困的概率显著提高，医疗负担、生活结余等健康及生活质量缺失可在约50%的贫困期被阻断，而教育缺失却伴随着贫困期延长始终存在。从区域贫困视角考察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发现，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地、业三个核心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特定地域在生态环境劣势、经济劣势、社会福利劣势上的综合表现，包括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三个维度。数字金融发展可能会加深多维贫困的程度，因为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可能获得的资源，提升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的概率。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作为国际上流行的长期多维减贫方法，可能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减贫远期目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五）创新经济
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对于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如何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十四五”时期完善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需求以及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促使创新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2020年该领域高频共现关键词如图5所示，相关研究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图5 2020年创新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金融市场驱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效应与路径研究。通过提升外部金融环境来激励企业创新对完善我国创新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相关文献从省域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金融科技发展、外资进入、银行业竞争、风险投资、商业银行扩张等诸多角度考察了金融市场变化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省域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促进作用在工业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人才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更加突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结构性”的驱动作用，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去杠杆、稳定财务状况，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税收返回的创新效应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外资进入在总体上会提升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效率，但创新质量明显下降，呈现重数量、轻质量和高效率的特征。城市银行业竞争能提高银行对高效率企业的信贷支持，优化企业之间创新资源配置，并通过引导高效率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推动整体层面的创新产出。
2．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企业创新决策与提升机制研究。相关研究从微观视角揭示了股权质押、高管薪酬、企业互联网化、联盟治理机制、跨国并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资本退出等公司治理行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伴随的掏空效应及短视效应，是导致二者负向关系的重要原因。薪酬差距的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关键下属高管和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虽然随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仍能从中获益。还有研究探讨了研发联盟中的竞合关系、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在纵向竞合中，运用关系治理比运用契约治理能更好地提升创新绩效，而在横向竞合中，运用契约治理比运用关系治理有效。
3.我国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评估与优化路径研究。厘清我国制度环境的变化和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是否助推了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未来政策的改进以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借鉴意义。有文献指出，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的组合实施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二者的组合实施强化了政企之间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寻租行为,从而对企业的研发资金配置产生了双重“挤出效应”。关于腐败惩治和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表明，涉及贪腐案的公司被调查能够显著促进同地区其他公司的创新活动。关于我国创新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表明，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普适型政策仅促使了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数量，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选择支持型政策同时激励了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而以“政府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为代表的自由裁量型政策则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无影响。其他相关文献还研究了地方官员晋升、行政审批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财政科技支出等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六）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的重要方式。2020年有关“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关键词展示如图6所示，与前三年不同，“智能制造”“制造业服务化”成为该领域新兴热点词汇，新的热点研究方向体现了制造业产业升级方向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发展的趋势。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以及逆全球化、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革命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冲击，关于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因、趋势与路径研究，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特征、效应与攀升路径研究，我国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效果评估与优化方向研究等问题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2020年经济学重点研究话题。
图6 2020年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因、趋势与路径研究。科技革命的挑战要求中国打造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是否助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是学界关注重点。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会通过增进产业间有效关联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职位创造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逐步从价值重塑走向价值创造，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新思路并赋能制造业转型。
2.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特征、效应与攀升路径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提高促进了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简单后向参与度表现为抑制作用；其中，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影响仅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而简单后向参与度在中低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市场竞争引致的挤出效应以及吸收能力不足，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将会显著降低企业产品多样性。对于“产品锁定”的突破路径可以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吸收能力、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优化引资质量和结构等途径，助力实现制造业产品多样性升级等方面来着手。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对于我国制造业如何摆脱“低端锁定”与“高端封锁”双层困境，有研究基于价值链升级视角构建了涵盖创新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以及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及链条升级的价值链攀升路径。
3.我国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效果评估与优化方向研究。产业政策实施后是否实现政策目标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新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提升较少，即产业政策实施中同时存在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地区的制度环境、发展状况等特点可能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研究发现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更容易促进产业的发展，培育出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但这种现象仅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效率较高的我国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则没有体现。此外，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的资产金融化水平，导致资金由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因此，应减少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直接干预政策，完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七）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盛行、逆全球化思潮加深、新冠疫情叠加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等复杂的外部环境，如何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同时改善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亟待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这促使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攀升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连续两年在各类经济学热点问题中排名第七。2020年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攀升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7所示，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的多维驱动因素及实现路径，我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因素与提升机制研究，数字贸易的内涵、规则及其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研究等展开。
图7 2020年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攀升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的多维驱动因素及实现路径。2020年大量文献重点从宏微观多重视角检验结构性改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口结构变化、经济集聚、外资自由化、对外直接投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人工智能、中间产品创新、投入数字化、融资约束、企业管理层背景等多重因素对于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例如，结构性改革能够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有效竞争促进效应来影响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五大领域结构性改革对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贸易领域结构性改革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随着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影响增强，未来应持续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效率，提高国内中间产品R&D投入强度，释放国内巨大市场规模的效应，以实现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2.我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因素与提升机制研究。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打破我国贸易“大而不强”困境的关键。较多文献从人力资本、贸易环境、国际关系、产业升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研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背后作用机制，为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1999年高校扩招引起的高级人力资本扩张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2005年汇率改革之后，高级人力资本扩张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大。从贸易环境的角度看，“FTA战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并且与高质量制度水平经济体签订FTA更能够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从国际关系来看，双边政治关系通过扩大出口规模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两条途径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制造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的服务中间投入而不是实物中间投入，即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有助于企业研发创新从而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知识产权保护看，2005年的知识产权战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作用机制为知识产权战略促进了自主创新激励效应和知识资源引进扩张效应。
3.数字贸易的内涵、规则及其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研究。数字贸易是随数字经济而出现的新贸易形式，虽然赋予了传统贸易一些新内容和新特征而成为现代服务业，但主要还是以服务于传统经济活动为目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提高了传统经济活动的效率，推动了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包括应该如何制定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例如，在美国的积极推进和强势引领下，CPTPP+数字贸易规则逐步形成；这些与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税收有关的规则将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政府获取数据等方面对中国带来重大挑战。未来，我国应抓住数字发展机遇，明确数字贸易发展定位，制定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加强数字贸易监管基础设施建设。
（八）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等，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和主要目标内容。近年来经济学界对环境问题越发关注，2018年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在所有经济学热点问题中排名第十三，2019年排名第九，2020年关注度排名进一步上升。图8展示了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主要关键词包括“环境规制”“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碳排放”等，和前两年基本保持一致，相关研究进展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图8 2020年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效应研究。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是弥补市场失灵、激发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推手。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和政策，但其作用效果如何、哪种环境规制手段实施效果最佳还有待检验。2020年较多文献基于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进行环境规制的绿色经济效益的比较性研究。例如，有文献利用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但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研究借助1998—2016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指出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效应，表现为污染产业向邻省转移，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邻省有负向溢出效应但效应不明显。还有研究同样基于省份面板数据发现，公众自愿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长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明显。
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绩效评估与优化路径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实施的市场导向型的环境规制手段，其能否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励排放实体进行技术创新，受到了较多学者关注。从地区层面来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诱发了试点地区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但各试点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北京、上海的诱发效果最显著，天津、广东、深圳和湖北次之，而重庆试点未能对政策做出充分的响应。从企业层面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碳市场的流动性程度越高，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但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此外，相关研究还发现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相比于全国31个省市，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对试点省市具有较好的绿色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且对碳交易市场规模较大省市的效应更大。
3.我国碳排放的时空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基于产业规划视角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向低碳化发展时所选择的路径不同、影响效果不同，体现为中央产业规划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更倾向于发展低碳排放行业，而地方政府更关注短期经济增长，偏向发展高产值的高碳排放行业。地方产业规划对高碳排放行业相对较高的支持能够降低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而中央产业规划的影响则不明显。从1997年到2017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从3.68吨/万元下降至1.19吨/万元，大多数省份和大多数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已经降到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接近的水平，有的省份甚至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8个高排放省份，包括青海、甘肃、辽宁、河北、山西、新疆、内蒙古、宁夏，仍是中国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难点地区。关于低碳城市减排的研究指出，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
（九）区域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全方位布局，从不断推进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全面振兴的东中西联动发展，到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级区域战略的引领发展，推动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经济地理格局更加优化。虽然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统筹区域政策和产业、投资、环保、就业、消费等政策紧密配合，优化区域结构，促进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政府和学界深入思考和研究。2020年区域经济领域的关注度排名第九，较2019年有所上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9）显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是该领域学者重点研究的区域，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作为优化生产要素空间布局的方式受到该领域学者关注。
图9 2020年区域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驱动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构建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框架能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有研究识别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阶段、特征事实与异质性条件,并以区域一体化为核心、以“机制、要素、维度”为支撑,构建了从区域分治到融合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同时提出基于地方政府博弈优化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城市群的多中心城市网络有助于驱动区域经济协调水平，例如长江经济带全域城市网络多中心程度与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非中心城市通过嵌入多中心城市网络缩小了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影响。此外，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市场化水平是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群政策有效提升了地区的金融发展质量,包括提升金融发展总量以及弥合了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差距，进而提高了地区间协调发展水平。
2.区域协同治理的现状特征、模式选择与协调机制研究。我国的区域与城市群一体化协同治理经历了从区域合作到产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如今的更高质量一体化。除了进一步加大市场改革的力度、构建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外，还应思考如何加快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步伐，构建有为有效的区域协同治理架构。有文献指出公共物品的跨域供给是深化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助力，跨域问题的解决是深化城市群合作的前提，而公共物品的跨域供给尤其是实现对行政边界的跨越，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城市群政府间的无序竞争会导致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和区域性城市蔓延，不利于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政府合作会通过增强经济联系、扩大市场潜能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间接提升城市群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减少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竞争、推动合作，发挥政府合作的作用机制，提高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和效率。
3.城市群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和转移是促进规模经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较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城市群产业集聚、转移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发现有：从产业转移模式来看，长江经济带优势产业转移在江苏、浙江、江西、四川以集聚型模式为主，在上海、安徽、湖北以扩散型模式为主，劣势产业转移在多数省市都以回流型模式为主，各省市绝大多数行业的转移模式与其优势产业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从集聚产业类型来看，长江经济带开发区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全国而言优势显著，但不同地区开发区的产业能级存在梯度差异。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产业集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兼顾了环境保护,还通过发挥经济“外部性”以及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十）新冠疫情与经济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健康和全球社会经济活动运行、导致经济大幅衰退。截至2021年2月28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为1.14亿例，累计死亡253万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1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估计为-3.5%，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萎缩。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和未来不确定性，如何准确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有效应对和防控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围绕新冠疫情与经济的研究主题的发文量大幅增加，促使该领域成为2020年经济学十大热点之一。2020年该领域主要关键词有“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经济”“供应链”“复工复产”等（具体见图10），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图10 2020年新冠疫情与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效应、冲击路径以及政策应对研究。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新冠疫情持续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路径主要包括，产出下降、消费减少、投资下降、外贸受限、产业发展遭受较大损失、金融机构风险增加、短期内资本市场波动比较激烈等。疫情冲击下为了稳住经济基本盘,一方面，需要兜住民生底线,多措并举保就业,包括通过保企业促就业，鼓励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激发灵活就业增量，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完善职业技能培训等；另一方面，在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激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与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研究。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世界各国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造成了全球需求萎缩、全球供应链、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并可能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为有效控制疫情，化解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世界各国应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加强信息沟通、经验互享、携手合作，尽最大努力巩固全球化成果，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才能共同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全球性挑战。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传导途径为，公共卫生事件—公共管理的应急—经济活动的停摆—经济增长出现下降的拐点—反危机应急。在全球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全球反危机缺乏协调切入点的现实面前,需要国际协调的多边反危机新模式，改变以往国际经济协调的利得观念，在一些具体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以期实现全球反危机协调的共赢。
3.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复苏的挑战、机遇、优势与政策路径研究。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格局双重变化，中国如何在后疫情时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握机遇，学者们对此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在国际贸易方面，全球价值链收缩下区域性贸易保护成为今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形式，数字智能等领域将成为高发区,贸易保护或将成为常态。中国需要以正确的“危机观”重新审视后疫情时期贸易保护，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格局和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方式。在城乡关系方面，新冠疫情为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城乡关系问题以及推动城乡关系走向协同型融合提供了“契机”,疫情对我国城乡关系产生了产品供给、要素流动、就业结构、消费抑制、财政资源配置等多重效应，推动人们从多个视角理解农业农村和城乡关系。在经济发展领域方面，作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加速器的数字经济，将通过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引领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小结
本文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对2020年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进行文献计量、分类排序，探究了该年度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进展。结果显示，总体文献数据与顶级、权威期刊中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关注度较高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与农村经济发展、精准扶贫、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新冠疫情与经济、城镇化、货币政策、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与金融风险、财税问题、公司治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农民工问题、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人口老龄化等。
2020年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热点领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与2019年相比，十大研究热点除了城镇化退出、新冠疫情与经济进入外，其他热点研究领域发文量基本稳定。其中，“一带一路”建设关注度连续四年居于首位，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热度近五年来一直稳居前三，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自提出以来发文量稳居前五；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等都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城镇化、供给侧改革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随经济环境和发展方式的变化，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如高质量发展首次取代经济增长成为该领域核心研究话题，脱贫攻坚研究重点转向了相对贫困治理与脱贫长效机制构建，关于我国产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如何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发文量迅速提高的研究方向，此外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关注度稳步提升。
（注和参考文献略）
来源：“经济学动态”微信公众号